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普遍滋生了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恨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无比愤慨的情绪，形成了一种近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拼命冲动。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不间断的革命”错误理论的误导和中央领导者缺乏把全党情绪引向正确方向的能力，对国情和斗争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错误地把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当作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不能恰当地提出当时的斗争任务和行动方针，从而发生了盲动主义错误。当时的领导者坚持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处在“一直高潮”中。因而不顾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顾敌人的强大和群众的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强行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以为这样可能震动全国。他们对不同意“轻举盲动”、想多保存党的力量的不同意见者，扣上“机会主义毒发作”、“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的“右倾”帽子，并在纪律上进行制裁。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左”倾盲动主义更在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会议决议案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提出了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给予政治纪律处分。
盲动主义使反革命锋镝之余保存下来的更加弱小的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冷静地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的错误。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并于6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全党思想混乱的情况大体上得到了统一，并决定把工作中心由组织全国暴动转到从事群众工作上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会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党的实际负责人。”六大”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的主要缺点是：第一，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农村、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对中间派的作用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仍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