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入陕，并于1936年12月4日，亲自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再赴西安，催逼张、杨加紧“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张学良对此设想了两个应对方案：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打内战的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准备硬干。12月7日，他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但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杨扣留了蒋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等10多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为此，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边关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的潘汉年，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中央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