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是个极大的震动，使他感到对内反共打内战，对外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讨论、制定对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赞同，他们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呼吁“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示“整个的民族利益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益之上”，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在对日政策上，“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二)国共两党为联合抗日继续谈判
国共合作的格局虽然基本确定，但怎样实现合作，尚有一系列具体问题亟待解决。从1937年2月至3月，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就一些具体事宜进行了谈判。3月8日，双方商定由周恩来把近一个月谈判大体趋于一致的意见写成条文，即：“三八协议”，主要内容是：（1）红军现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已推选，呈请军委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3）在红军改编的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等。两天后，贺衷寒提出—个修改方案。限定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只能1万人，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省。将“改选推荐”改为：地方推荐”，删掉“民选制度”。这种以“谈判”、“改编”为名，行“收编”、“招安”之实的无理要求，为中共代表严词拒绝；3月13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继续进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立场，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中共代表提出的有关边区政府和红军改编的意见，并提议由周恩来起草一个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召集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6月，由周恩来携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在庐山，蒋介石又推翻了在杭州的许诺，提出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派出同等数量人员组成，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4．5万人，副职由国民党员担任，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陕甘宁边区的正职官长也要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等无理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企图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我党从大局出发，重新拟定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方案，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正当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的步伐。
(三)苏区代表会议的召开及其主要精神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抗战，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接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还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