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董健吾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从1936年8月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军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
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对日的妥协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